越战前后目击记（1）

“平”小组争取了河内警察局的一个高级官员作它的成员，以便使任何被捕的小组成员可以从狱中得到释放。他协助“平”小组成功地进行了破坏有轨电车线和污泄储油的工作。

争取这位名叫武统善的越盟高级治安官员的工作，是在东方汇理银行河内支行阿皮尔．杜松先生密切配合下进行的。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初的一天黄昏，我与“平”小组的一个成员冒雨来到了阿皮尔．杜松先生位于费利克斯．富乐尔街三十七号的寓所，一栋法式的、窗上装有铁栅的灰色三层楼房。

给我们开门的是一个操着一口纯正法语的越南秃顶老头。当我递上阿皮尔．杜松先生的名片，他立即把我们带到了一间豪华的客厅。在那里，我们意外地见到了法国谍报人员雅克．塔利丹少校。交谈中，阿皮尔．杜松先生告诉我们，雅克．塔利丹少校已经接到指示把法军在河内的谍报网转交给中央情报局使用。由于１０月９日法国最后一批部队将撤离河内，雅克．塔利丹少校已经没时间作具体安排，只是把谍报网成员的档案和联络暗号及密码交给了我们。

回到住所，我将那份法国谍报员的档案逐一加以分析，着重阅读了有关河内警察局高级治安员武统善的材料。武统善当时四十二岁，其祖父武鸿卿系“亲华派”

（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越南国民党前主席；武统善于１９４７年参加过越南联合政府，其后一直在治安部门工作，并同时兼任法国谍报人员。

然而，当我同“平”小组成员找到武统善的时候，他的样子几乎使我彻底灰心丧气了。

我们是在新亚大酒家对面的一个丫头唱馆里见到那位前法国谍报人员的。他当时正躺在一个单间的竹床上，法国女孩子给他做着按摩，床下的一个铜制水盆里有两块蓝白色条纹布。显然，他在那里已经呆了很长时间，正品尝着一般越南人不可想象的滋味。见到我拿出联络用的黄铜牌，他有点惊讶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杜松先生要我们来找你。”我用法语对他说。“他们有很重要的事情想同你单独谈话。”

他略微思索一下，把那个法国女孩子打发出去。

“很抱歉，我不得不到这里来打扰你。”我坐在竹床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以不无嘲讽的语气说。“因为我认为越盟的官员在这个时候应该呆在他的办公室里，而不会出现在这种难堪的场合。”

老实说，从见到武统善开始，我就开始对雅克．塔利丹少校领导的谍报人员的能力和可靠性产生了怀疑。我无论如何在这位越盟的高级治安官员身上也找不出最起码的 认的依据；面前这个人是个典型的越南官僚的样子，这使我非常失望。自从到了越南，我见到过许多很真诚的爱国者，但同时也遇到过不少带有法国式贵族派头的越南人，他们与其说在同法国人进行一场战争，倒不如说在同法国达成一项“协议”更为 切。

“我很高兴能为你们工作。”武统善听完我的介绍之后这样说。“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与法国人合作得很好，可是他们现在要走我，我感到十分遗憾。”

这是我进入越南以来第一次听到一个越南人，而且还是一名越盟高级官员如此明 地表示他对法国人的友好态度；几个月来，在越南到处似乎充满了仇恨法国人的情绪，甚至连保大皇帝阮永瑞也在公开的场合表示了他对法国人的不满。

“如果共产党中国占领了越南，”他接着说，“那么它就会对整个东南亚发动侵略，而它的侨民就会起来响应。越南是越南人的，谁也不要想得到它！”他用手做了一个决心的手势，“每一个越南人都应该起来抵抗侵略，保卫自己的国家，保卫妇女和儿童不落到共产党的手里。”他看起来慷慨激昂，说个不停。

“你大概在担心自己不能再到这里来抽鸦片嫖女人了吧。”我心里暗想，但是出于对时局的考虑，我还是讲了一些勉励的话。他积极提出要逃出越盟，参加对越盟作战；我向他解释，他留在越盟内部同样非常重要，他仍可以象以前一样工作并接受更高的报酬，只是暗中从事破坏活动。对这一些，他很勉强地接受了。

１０月中旬，“平”小组的四名成员在企图进入河内印刷厂去破坏那里的现代化印刷设备时被早已占领印刷厂的越盟治安人员抓获，送到河内警察局。那几名成员关了几小时之后，就被武统善放了出来。在此以后的几十天里，武统善还数次放过被捕的“平”小组及反对越盟的人员。

进入１１月份，我接到兰斯代尔上校的指示，准备把“平”小组撤回南方，我们日夜守卫在屋子里，开始销毁一切可能带来麻烦的文档和其他物品，并且给全体组员分发了自动武器和手榴弹，以预防在完成任务之后分散返回南方的途中遇到的特殊情况。

然而，就在我们准备撤退的最后一刻，武统善忽然私自决定亲自帮助我们去散发剩馀的传单。结果，警察发现他，在早晨没有行人的河内街道上追踪他的汽车，最后向他开枪，捉住了他。他是唯一被捕的“平”小组成员，作为法国特务被关进了监狱。

其他“平”小组成员顺利地如期返回西贡。

１１月６日，我乘坐一位法国银行家的专车赶到嘉陵机场，登上了民航运输公司接运法侨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