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前后目击记（5）

有一次，一名十五岁的混血姑娘企图乘荣酣睡的时候用绳子将她勒死，结果被荣发现了。他立即集合起所有的越战混血儿，让他们在院子里挖了一个深坑，活埋了那个未遂的“谋杀者”。

那名被反捆双手的姑娘被推进坑里，土一直填到她的下颌。荣命令所有的越战混血儿都跪在那个只有头部尚露在外面的姑娘四周，观看她的死去。天亮之前下起了大雨，泥水直向姑娘的嘴里流去，她的脸憋得涨成紫色，不住地吐出流到口里的脏水，艰难地喘息着。渐渐地，她窒息至极，眼睛几乎瞪了出来，喘息使她来不及吐出泥水而吞咽下去。几个小时以后，那姑娘的头偏向一边死去了。而荣却在埋掉她之前把她的头发剪掉了。据说姑娘的头发在越南黑市上是很值钱的。

遭受残酷折磨的越战混血儿终于在越历春节到来之前逃出了永隆收容所，他们逃到了西南端的河仙省，并得到一位同情他们的渔民的帮助，乘坐他的渔船逃离了那个罪恶的世界。

八名越战混血儿住进了医院。他们身上都带有轻重不同各种创伤，其中有一个只有十岁的男孩子的腿里还扎着一根长钉，他说那是荣对他踢石子的惩罚。

起初，越共政府把八名越战混血儿在永隆收容所遭遇的报道斥责为“帝国主义惯用的优俩”，而后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它忽然对此闭口不谈，尤其是美国记者当众出具了几名混血儿伤势诊断书和他们的控诉之时，越共外交部长阮基石居然装聋作哑，无赖地说∶“那即使是事实，也绝不是在永隆收容所造成的。”

越共政府这一有损形象的谎言，在越来越多的证据面前更显得日益尴尬。每一个来美国定居的越战混血儿和他们的亲属都证实了他们办理离境手续时或多或少地受到越共政府的恐吓和阻挠，有的人还因此受到了人身迫害。《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巴黎竞赛》、《明镜》等西文报刊的２００名记者在１９８５年４月３０日越共庆祝西贡陷落１０周年时，接到了一个具有黑人血统的越战混血儿的求援，并亲眼目睹越共警察把那个小伙子推出人群，给他戴上手铐之后拖走了。

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４日，《远东经济周刊》的记者彼德．哈斯汀斯在胡志明市（西贡）街头见到越共警察凶狠地把一个试图上前与自己说话的、年仅十岁左右、长着一双蓝眼睛的越战混血儿打倒在地，然后揪着他的耳朵带走了。据说，那个小男孩是从附近一个收容中心逃跑出来的，那里在西方记者来到胡志明市（西贡）之前就关押了几百个越战混血儿。

《生活》周刊摄影师格里费斯采访了居住在胡志明市的鸾锳一家。十八岁的混血姑娘鸾锳和母亲胡氏秋是靠在黑市卖服装来维持生活的，因为自从胡氏秋提出去美国定居的申请之后，她们的口粮和救济就被停发了。但是她们并没有被越共政府的制裁所吓倒，尽管获得离境批准尚遥遥无期，她们还是决定把房子捐赠出去。

“每一个人都惊慌得不得了。”格里弗斯回忆到与十四岁的混血姑娘潘氏秋香见面的时候说。香已经获得了一张出境签证，她和母亲以及姨妈住在胡志明市（西贡）一座只有两间光线昏暗居室的小房子里。“这是我在越南拍下的第一个混血儿姑娘，当时警察就站在屋外，窗台上挤满了看热闹的儿童。在当地的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们还未来赶来之前，我拍完之后尽快地离开那里。那些人一到，气氛将变得可怕无比。”

“幸福并不是稻米，而是摩托车！”十五岁的混血儿王进秀成（又名菲利蒲）这样说。他的亲生父亲是德克萨斯州人，于１９７３年离开了越南。比起其他越战混血儿的生活状况，成的境显然要好得多。他和母亲住在一栋非常舒适的房子里，那是他曾在战争年代任法国驻西贡大使馆高级职员的祖父遗留下来的财产。成兴奋地告诉记者，他将要到美国去定居。

另外一名与成境遇十分相似的混血姑娘王氏美玲，十二岁，和她的母亲王氏美芳也获得了到美国的签证。玲的生父是前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职员，在玲刚刚出生的时候，便离开越南回国了。

但是，能够像成和芳那样顺利获得移民签证是相当困难的，越共政府官员普遍的受贿和官僚作风及警察的凶暴迫害使相当多的越战混血儿滞留在社会的底层。

在胡志明市（西贡）的一个空旷的、居住着二十个人的木棚里，阮氏合带着她的两个混血子女∶十二岁的女儿阮氏春妆和十一岁的儿子阮俊英等待着获准去美国的签证。据阮氏合说，妆和英的父亲是美国空军的军官，当时他在美国已经有了一个妻子降两个女儿。

我采访的另外一个混血姑娘黎氏莲遇到了同样的情形。她的父亲也在战争结束前几年回到美国去了。开始，十七岁的黎氏莲经常收到她父亲寄来的钱和物品，自从收到他的美国妻子寄来的一封没有地址的信后，就再也没有得到过有关她父亲的任何消息了。“别再试图与我的丈夫联系了。”那位女人在信的最后这样对她说。

我采访她的时候，她的手里只有一张残旧的照片，那是她父亲１９７０走时和母亲的合影。当莲刚刚三个月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去世了。从那以后，莲便和她养母隐陈氏娉生活在一起，她们母亲女俩在胡志明市的西区有一家自己的店铺，她和娉都收到了离境签证之后，她们的固定的生意却受到了妨碍。因为她们担心，她和娉一走，政府就会从她们亲戚的手中把她们的家和店铺没收掉。娉最近写信给一位在美国的朋友说∶“当我们没有希望离开越南时，我们忧心重重，焦虑万分。现在我们被允许了，我们又慌乱，难过得不行。”